英文诗句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探索

无论英诗中国形象与中国的现实是否致密吻合，不管这些形象是故意赞扬还是丑化中国，它们必然是作家审视之下的中国想象与虚构，是西方意识主导之下的臆想性合成，它们具有很强的个体主观性，异质性的特征明显；与过往及现代的中国事实相比，英诗中国形象的描绘总是牵强附会，削足适履。英国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发源地，在诗的创作中有很深的悠久历史，为人类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而在中国，英诗的表现和作用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中国读者对英诗中国形象的反应，通过以理观之，以物观物。自从“英”方的自我诞生开始，他就依附他者而存在，他以虚构和想象为手段，以自我为中心不断建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即使是“英”方塑造的中国形象，无一不是“英”方依附中国他者进行自我体认的产物，没有中国他者对“他”的承认或否认，“英”方自我的独立状态则不可能有效确立。这种观点可以从弗洛伊德与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得以推导，“自我借助他人而诞生，自我依赖他人而生存，如果没有他人，自我无法独立存在”。退一步说，即使中国读者从英诗所描述的中国形象读到自我的镜像时，英诗的中国肯定不能等同于事实中国，而是“英”方视为或者误认为的中国；但中国读者要么自我东方化，把诗人描绘的中国等同于中国的“自我”，要么就对此加以否认。中国曾有过辉煌的国家形象；然而，光荣与盛况的中国形象的连续性因为种种因素而不幸夭折。作为一个意欲全面复兴的东方民族，必须怀着民族的创新意识与理性自觉，努力传承中华优秀精神，使之薪火长存，不断延续；毕竟，五千年的文明不是虚言。香港《文汇报》曾刊文说，“中国海陆兼备、位居中心的地理位置、占全球1/5的庞大人口、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没有理由不成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崛起代表着一种多样化文明图景的浮现。让更多的新兴国家越发自信地向本民族的传统回归，去发掘自身的特色优势”。

而中国优势则在于经过千年洗礼而得以科学证明的传统文化，比如儒家文化，易经文化，老庄学说，以及明清理学等；但对于这些中国文化优势，必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同时师夷长技，中西合璧，做到既继承又创造，既科学理性，又人文人性，使当代及未来中国远离痼疾难返的桎梏，实现中国形象的除旧布新。即使当今的中国形象早已马克思主义化了，但它中国化的趋势不可避免，这也是中国未来的必由之路——取己之长，补“西”之短，所以才有今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借用狄更生作品《一个中国人的来信》中的人物—中国官员“约翰”的话，来表明中国读者在反观英诗中的中国形象时所必须持有的态度，一是坚信自己文明与文化长久存在的优势，“我们的文明的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它体现了一种道德秩序”，二是寄希望于自己，三是“与全世界和平地生活”；而这一切的实现，皆在于“以孔子的名义进行回应”。

前者是康德所称的自我否定功能（reconnaissance），此时的中国读者成为自我异化的主体，自我“总是把他人误认为（meconnaître）自己，总是把虚幻的自主性与统一性误认为真实之物”。后者则完全陷入了“文学就是对生活的摹仿”的僵化思维，未能意识到到英诗中国形象的文学虚构性、想象性以及“英”方主体意识性的其它特征。作为符号化的英诗中国形象不可能脱离中国过往的历史事实而得以有效指涉，它们体现了符号能指与现实所指之间的本原和反映的关系，虽然它们之间分离与断裂的属性也无法抹杀。而作为文学作品的英诗，显然也存在艺术摹仿的一面，这就催生了符号的现实影像性。即使波德里亚提出现实超现实与艺术超现实的主张，从本质上说，影像还是无法离开现实而得以自立；因此，他专著《模拟与仿像》中所确立的四个影像阶段还是以现实为具体的参照对象，分别是: 1. 它是基本现实的反映；2. 它掩盖和偏离了基本现实；3. 它掩盖了基本现实的缺失；4. 它与任何现实无关，无论是什么现实；它不过是自己纯粹的仿像”。可见，纵然英诗中国形象处于影像的第四个阶段，“它与任何现实无关”，“它不过是自己纯粹的仿像”，可现实还是中国形象在“英”方投射的影像基础，它也必然折射出“英”方的主体意识；那么，作为影像的中国形象即便是仿像，它至少部分来源于事实。只是此时的英诗中国形象超越了现实，是文学虚构、想象、“英”方主体意识及中国事实的对立与统一。

具有悠久文化与历史，也曾经一度繁荣昌盛的中华文明，惟有坚持“开放与对话”的特质与策略，她的未来才能是一盏盛满希望的酒。而希望的启点正是展开更为广泛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多元对话，这就意味着中国形象的精神品质与功能使命的变迁：强化自身的思想性，成为“他者”赖以思考和参照的主体，在与之外国家与文化的对话中充实着自身的国家形象。时至今日，世界信息、物资和人员的交流日趋迅捷频繁，地球村早已是世界的缩影；并且各民族、国家及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可以瞬间发生，并以网状的形式交织行进。在全球化的趋势下，自我在塑造自身形象的同时，也参与塑造了“他者”的形象，以己之文明，构成了“他者”形象的其中质素，而不管“他者”是主动吸收还是被动接纳。如此的双向互动总是要发生的，没有任何个体能够把自己完全孤立于世界的他者之外。反之亦然。因此，现代中国的形象必须不断吸取其它的文明优势，使“自我”处于经常的变革之中；当然，中国形象的开放与对话，并不必然局限于外向的一个或者多个文明主体，也包含着过去的文明“自我”，毕竟中国五千年文明遗产留给给我们的并不完全是惰性与糟粕的一方面，它馈赠给我们的更多的是文明续存与前进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