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异族女将婚恋差异文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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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发展过程中，我们所见的女性形象比较多的是从隋唐故事开始的，他们描写的女将相比会更多，尤其是汉族身份的比较多了，与异族女将相比，她们的爱情婚姻自主性不够强。她们虽有感情悸动，但缺乏那种不顾一切、排除万难追求婚姻自主的坚韧，往往体现出对传统礼法的自觉遵从、回归。李氏的婚姻基本由父亲做主，她虽然顾虑柴绍未尽如己意，但没有公然反对父亲的意愿，原因便是“此事父母主之，女孩儿家，何得专主。”
她主动试探柴绍，觉得中意后留下定情信物，体现一定的主动性，但整个试探过程，她一直深居闺中遥控指挥，未抛头露面，显示出一个教养良好的大家闺秀的风范，这也留下一个疑问：倘若柴绍武艺平平，不合她的择偶标准，她会反抗父母之命吗？窦线娘虽钟情罗成，私订终身，但到底经杨义臣为媒，父母首肯，最终奉旨成婚。薛金莲并不甘心嫁给丑陋的窦一虎，但“见父亲允了”，又有师傅作伐，也就应承了。陈金定虽生长于西番，但实是汉女，父亲是流落西番的隋朝总兵，按薛仁贵的观点“必然知理”，那么生养教导出的女儿不说知书达理，想必是懂得些礼义廉耻的，因此陈金定救下薛丁山后，只道“还有言语相问”，并未刻露爱慕之情和急切想嫁的意图。她与薛丁山的结合是父亲之命，程咬金做媒，对方家长首肯的明媒正娶的传统婚姻。金镖公主由于师傅吩咐和薛强有姻缘之分，父亲首肯，于是嫁与薛强。殷楚鸦有自择匹偶的愿望，但也认同“反周为唐事大，女儿姻亲事小，任凭爹爹作主。” 她的婚姻对象经父亲推荐，胡国公秦文主婚。说到底，这些女将的婚姻不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主流文化。黑、白夫人与尉迟恭的婚姻最初建立在被迫基础上，黑夫人等同于被尉迟恭强暴，白夫人被尉迟恭俘虏，有迫于形势下嫁的意味。
另一部分汉族女将如盛兰英、纪鸾英、飞镜公主、尚姣英，她们有自荐婚姻的勇气，乃至有以武力逼婚的魄力，但她们在一定程度上被异族化，表现一，她们或是偏僻之地的山大王或是边关守将之女，地域身份的特殊性赋予她们一种蒙昧未开化的异族韵味，那么做出逾礼的行为也就在情理中了。表现二，她们起初都不属于唐军阵营，是需收服以服王化的对象，与异族的属性、作用无异。当然，与异族女将相比，她们在反传统反文化的道路上走得并不算太远，起码她们在追求美满婚姻实现的过程中未带给父母家族致命损害，相反，她们的婚姻带挈她们的家族跻身王师之中，为主流社会所接受，按传统观点可谓利在家族，功在社稷；用当今时髦的话语就是“双赢”。
至于异族女将，她们见到心仪的男子，不仅主动出击，即使遭到对方拒绝也并不轻易放弃，以种种手段威逼利诱，包括以对方的性命相要挟，以投入对方阵营为条件，乃至牺牲父母亲族国家的利益也在所不惜，直至达到成就婚姻的目的。屠卢公主、樊梨花均如是。银杏、金桃是代表自己国家作为西辽的盟军参与和唐朝的战争的，她们战阵招亲，临阵倒戈，虽没有给自己的亲族国家带来毁灭性的损害，但她们的行为是导致西辽战败的重要因素，某种程度上也间接背叛与损害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因为从常识讲，国与国之间的结盟必然是基于一定的国家利益的。也就是说，按传统伦理纲常，她们的行为就属于不知羞耻，不忠不孝。
通过对女将爱情婚姻的描写，展示出异族女将与汉族女将不同的特点。异族女将为实现爱情婚姻总是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她们背父叛国自主择偶的行为被赋予一种蛮夷之邦风化未开，不懂伦常的意蕴，隋唐故事中的男英雄（实际就是作者自己）就经常指斥她们是“不忠不孝的畜类番婆”。汉族女将则大多知理守礼，即使稍有逾礼法处，也呈现回归之趋势。那些临阵自择的汉族女将，其背离传统伦常的程度也远不如异族女将，且她们某种程度上被异族化了。这都体现出汉民族文化上的优越感。
马赛飞、苏锦莲是比较特殊的例子。与多数女将未婚的状况不同，她们均“罗敷有夫”；与黑、白夫人不同，黑、白二人叛夫再婚有被迫的因素，马、苏却是“见色起意”，主动再择，很有“荡妇”的嫌疑，因此她们的结局就不如黑、白夫人圆满了。马赛飞被点化出家修道，苏锦莲死在心仪男子的刀下，显示出传统的力量，而所谓传统、伦理，实际是以汉民族的意识形态为标准的。此外，在二者不同的结局比较中，我们也还可以窥见汉民族文化上的优越感。一样的“错误”，马赛飞的结局要比苏锦莲好得多。马赛飞的顿悟出家，显示出对传统伦理的皈依，也意味着传统伦理道德已经内化为汉族女性思想意识的一部分，使她们能够及时悬崖勒马，暗寓汉族文明之发达、文化之优越。而苏锦莲，其家族为唐不容，她是逃亡汉将与西辽公主的女儿，长成又成为西辽皇后，因此她虽有汉族血统，实际因家仇和皇后身份，代表的是西番的利益。她身首异处的下场，以及屠卢公主被弃自尽的结局、窦仙童不为薛仁贵承认的羞辱、樊梨花三次被休弃的坎坷，实是汉民族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在虚构的空间中对背离自己伦理标准的少数民族实施惩戒、进行示威、力图改造。
异族女将“一见天朝大将必定情不自已，父母也不要了，民族利益也不顾了，千方百计要达到阵上招亲之目的”，原因首先在于汉将的相貌十分俊美，如罗通、薛丁山等。相比较，番将的外貌就粗陋凶恶得多了，如北番大元帅祖车轮、西辽界牌关总兵黑连度等。所以，美丽的番女们一见汉将总感慨：“我生在番邦有二十年，从不曾见南朝有这等美貌才郎。俺家枉有这幅花容，要配这样一个才郎万万不能了”，因而情难自禁，千方百计委身相从。这实际正是一种文化上德行上的理性皈依，大汉族主义的偏见也不免渗透其中。
中国在汉代已形成以汉族为中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逐渐形成认为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民族）不能与“野蛮”民族混同的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华夏至上意识。这种优越感经过知识分子阶层的加工而在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意识中成为一种心理定势，且明朝是汉族人民推翻蒙古族统治而缔造的中原王朝，更令无数汉族百姓吐气扬眉。但明王朝建立不到百年的时候，“土木堡之变”连皇帝都当了俘虏，这一事变极大地冲击了中原人民的心灵。到明中后期，北部边境有蒙古和满族威胁，东南沿海倭寇猖獗，种种内忧外患把明王朝推向朝不保夕的绝境以至满人入关，明王朝最终被清朝取代，这一现实沉重打击了汉族人的优越感。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明清社会仍然是传统的男权制社会。男权制中男女两性的关系，女性居从属、服从地位，不仅婚姻结构中，女性是卑弱、顺从的一方，女性的社会地位与文化身份也始终处于劣势。这种歧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以一种遗传的方式世世代代发挥着重要作用，逐渐演变成一种社会文化力量，渗透到人们意识的最深处，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支配着人们的价值评判。番女痴慕汉将的故事，实际也是身处“异族”统治下的汉族人民的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通过使异族女将对汉族男将一见钟情，执意婚配，将“女性”这一传统社会下不可更改的弱者身份加诸异族身上，把原本强大、很难征服的异族势力女性化，把最初的军事对峙转化成一种性别对峙，从而纳入到暗含权力阶序的婚姻结构中来，以异族女将的“雌伏”达到汉族阵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果。小说作家与读者在精神漫游之中，满足了一种大汉族主义的自尊心、虚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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