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朝鲜中期国王及士庶践行中国婚姻礼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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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宗践行“亲迎”礼及该礼在朝鲜士林中的短暂实行

中宗（１５０６－１５４４在位）时期，朝鲜民间不仅婚姻之礼未正，世宗制定的“亲迎”之礼亦形同虚设。为此，成均馆生员李敬等上疏中宗，要求正婚姻之礼，复“亲迎”礼节：

惟我国家制作文物，侔拟中华，独此婚礼，尙循夷狄之俗。我世宗庄献大王，慨然人心之泯灭，制为亲迎之礼，行自王宫，盖欲先之以率下也。士夫之家，安于旧习，莫之能行，历世既久，圣子神孙，无复体祖宗之意，而申明之，故婚娶之家，不率正礼。男子登昏夜抵女家，面目未覩，情意已昵，则执贽相见之礼安在？醮献既毕，夫寄于妇，有似雇佣之糊口于富家，则往哉汝家之戒何居？是以妇不知事姑嫜，而陵慢之心生，夫不能齐室家，而夫妇之道乖。至于尊卑相乘，阴阳相亢，天地几乎易位，非细故也。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今之人年未满十，必加冠筓，娶妇嫁夫，已有室家之责，其为毁礼悖理，亦甚矣。王吉曰：“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敎化不明，而人多夭。今时之谓也。……伏愿殿下，复亲迎之礼，以正人伦之始，申国家之典……以遵中华之制，则婚礼正，而阴阳顺矣。”⑤

李敬认为，朝鲜男归女家的婚俗是“夷狄之俗”，致使夫妇之道不顺，尊卑颠倒，阴阳相抗，天地易位，而婚龄不节，礼毁理悖，人多夭折，危害甚大，故应遵中华之制以正婚姻之礼，以顺阴阳之理。值得注意的是，朝鲜的儒学家们自始至终普遍认为“男归女家”以及婚礼废弃“亲迎”礼节是典型的“夷虏之风”，应予以革除。郑道传（１３４２－１３９８）指出：“亲迎礼废，男归女家。妇人无知，恃其父母之爱，未有不轻其夫者。骄妬之心，随日以长，卒至反目，家道陵替，皆由始之不谨也。不有上之人制礼以齐之，何以一其风俗哉！”⑥崔恒（１４０９－１４７４）亦认为男归女家违背了天地道义：“男归乎女，以乱夫妇之义。阳听于阴，以拂天地之经乎？”⑦

中宗时期，明鲜关系步入新的发展阶段，朝鲜对明朝的疑惧敌对之心逐渐消失，明朝亦将朝鲜“视同内服”。嘉靖十六年（１５３８）题准：“凡礼制诏告天下者，遇有蕃国朝贡使臣，依式誊黄一道，付赍回国，径自开读行礼。”①这就是明鲜关系史上有名的“誊黄制度”②，标志着两国关系俨然达到了“一家无外”的程度，此举与明初拒绝颁发《皇明礼制》给朝鲜形成鲜明对比。中宗“事大尊明”之举甚于其先王③，“华化派”再次占据上风，于是复“亲迎”礼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宗下令：“今后卿大夫家婚姻之时，亲迎之仪，一从礼文，则士庶之家，亦且效之。”④为了有效地推行亲迎之礼，中宗身先示范。十二年（１５１７）六月，中宗纳妃之际，践行了中国的婚姻礼俗：“甲子，行‘纳采礼’；丙寅行‘纳征礼’；己卯行‘告期礼’；癸巳，具冕服‘亲迎’妃于（太平）馆”，成为朝鲜王朝实施“亲迎”之礼的第一位国王。⑤ 其后，朝鲜宣祖（１５６７－１６０８在位）、仁祖（１６２３－１６４９在位）、英祖（１７２４－１７７６在位）等国王亦效法中宗行婚姻之正礼，“亲迎”王妃于馆。

中宗以身作则、践行“亲迎”礼之后，朝鲜士林亦开始实行“亲迎”。但是，“亲迎”礼在实施之后不久即被废止。据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卷十记载：“中庙（即中宗）戊寅，士人金致云始行‘亲迎礼’，遂为定式。明年‘己卯士祸’后，是礼以而废之。”“己卯士祸”发生在中宗十三年（１５１９），是“华化派”与“土俗派”斗争的延续，结果“华化派”失败，“亲迎”礼成为二者斗争的牺牲品。

２．明宗在全国推行“亲迎”之礼

朝鲜士庶之家实行“亲迎”之礼是在明宗（１５４６－１５６７在位）时期。四年（１５４９），礼曹判书尹漑批评朝鲜婚礼不合正礼，建议朝廷立法以成俗：“我国婚姻之礼，不正久矣。《五礼仪》则无贵贱上下，皆以亲迎为制，而国俗专不遵行。……婚姻所以合二姓之好，继宗庙之重，成男女之别，立夫妇之道，故君子重之。国俗婚礼，男女暗会于幽闺之中，第三日乃始相见，是先私情而后礼义也，此甚无礼。若于婚夕乃相见，交相答拜，如同牢宴之礼，则犹或可也。然若无法令，则虽有言行者，不敢为之先矣。如令之而人或便之，则可以渐成习矣。”⑥明宗下旨在全国推行中国的婚姻礼俗，于是“士庶家婚礼，稍变前制，婿初到妇家，妇出而行礼，交拜合卺，明日谒舅姑，谓之半亲迎”⑦，而当日即归夫家的被称为“真亲迎”。在新娘家举行婚礼，是为韩国传统婚姻礼俗的典型特点。

明宗朝虽然实行了“亲迎礼”，但“华化派”与“土俗派”的争论并未停止。代表“土俗派”观点的宪府上奏：“窃观我国邈处，土地既异，风气不同，故三纲五常，虽无异于中国，而其间制度文为，则有不得不异于中国者矣。是以士族之制，中国则无之，而我国则有焉；奴婢之法，中国则无之，而我国则有焉。然则士族可废，而奴婢可无乎？妇归夫家，顺礼也，而我国则夫归妇家；守坟居庐，非古也，而我国则居庐三年。然则亲迎可复，而居庐可废乎？如此之事，不一而足，则岂能一从中国之制乎？”⑧主张保持朝鲜固有的礼俗文化，而史臣对明宗不谨人伦之本的婚礼则加以批评道：“大婚之礼重矣。《诗》曰：‘文定厥祥，亲迎于渭。’又曰：‘韩侯迎止于蹶之里。’皆所以谨大婚之始，而未闻先入乎宫中也。大抵吾东方婚礼，率非礼法之正，至于定嫔大礼，其不循先王之制如此，将何以正人伦之本乎？”⑨可见，此时虽然国王和士庶中间皆实行了“亲迎”之礼，但朝鲜的婚姻之礼并不完备，与中国婚姻礼俗不合者甚多，加之“土俗派”的阻挠，中国婚姻礼俗的本土化进程进一步延长。直至朝鲜末期，由于政治上“尊周思明”①的需要，韩国传统婚俗的“华化”过程才最终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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