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当前“礼治秩序”模式建构
作者：礼教核心期刊论文发表 人气：2323 来源：http://www.qyqikan.com/web_show.asp?id=2264 标签：核心期刊论文发表
自从我国提出“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后，“法治”已经是社会秩序模式的必然选择方向。但对于我国而言，尤其是处在转型时期，不可能仅仅依靠法律来治理，法律法规再健全，体系再完备，最终还要靠人来执行，因此，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海外儒学家罗斯文指出： “社会调节过于重要，以至于不能交由政府来承担。更好的做法是由传统（‘礼’）来承担作为一种民众的约束性力量。”当代中国社会是由传统中国社会延续而来，五千年的“礼治秩序”对国家乃至民众的影响深入肌理。因此，我们非但不应该舍弃中国传统社会的“礼治秩序”，反而更应该尝试建构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的“礼治秩序”模式，促进“法治”和“礼治”双重社会秩序模式的良好运行。
（一）以“礼义”引领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小而言之，是个人的信仰问题，大而言之，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强大支柱。理想信念一旦形成，就会成为支配和决定人们活动的持久精神动机。中华民族远在上古时期，就“发展出一种本于天道法则的礼教，以此建立信仰信念，教化天下人民”［４］。在“礼教”这一关乎人类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庞杂系统中， “礼义”体现出的是对人的理想信念和思维世界的关切，规定着人生的最高价值标准，并以成就理想人格为宗旨。儒家历来重视内圣外王之道， 《大学》开篇即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修身有成，方为内圣。“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仪》），作为一个人，要注重自己内在精神世界的追求，讲求内心的诚敬，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节。面对当代社会信仰缺失、精神空虚的种种弊病，当代中国的礼治应当汲取儒家礼教那直指人心，体察人性的力量，担当起引领精神世界、坚定理想信念的责任，不断强化个体高度的精神自觉，增强个体对社会道德要求同自身道德水准的差距的体认，建构个体道德养成的内在心理机制。
（二）以“礼仪”规范行为模式
中国人之所以成为民族，因为“礼”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社会关系准则［１０］７。“礼义”是内在的修身之道， “礼仪”则是外在的践履之途，规定的是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依靠人们对传统的敬畏与尊重来维持，要求人们自觉地按照社会主导价值取向，调整和完善自己的道德行为。传统儒家的礼仪涉及全部人生领域，大到国家典章制度、特定形式仪式，小到具体行为规范，正如《中庸》所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仪”使得“礼”变为可操作化的行为规则，使人们对“礼”的遵守有了明确的指南和方向。这些事无巨细的规定尽管有繁冗之嫌，但却无处不向人们传达着古代社会伦理道德的要求，维系着古代社会正常的生活秩序。由此及彼，现代社会生活秩序的维系，除了利用德性的感召作用于个体的内在意识层面以外，还要运用规范的力量作用于外在的公共领域，使民众内心的诚敬彰著于外，自觉地有所为有所不为，最终通过人们现实的道德行为得以实现。
（三）以“礼俗”涵育风俗习惯
“礼俗”是一种俗化了的“礼”或者礼化了的“俗”。［１１］１９一则，“礼”源于“俗”，“俗”是基于地方生活条件和人际关系而产生的约定俗成的生存方式，“君子行礼，不求变俗”（《礼记·曲礼上》），这种生存方式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和自觉遵守，发挥着先导教化的作用。二则， “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礼记·曲礼下》），由于“礼”具有行为规范和社会准则的功能，使得它极易与风俗习惯相结合，同时发挥着正风正俗的功能。传统儒家和统治者对于社会风俗的管控尤为重视，深悟“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风俗”［１２］３４４的道理，以考其风俗来了解民情民义，以移风易俗来实施道德教化，从而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统治。风俗确乃“天下之大事”［１３］４６８，凝结于生活中的道德，风俗的好坏决定社会治乱的成败，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正所谓“俗齐则和，心一则固”［１４］６７１。因此，整饬风俗，整合文化，发挥风俗在当代社会礼秩建设中“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的功能迫在眉睫。
（四）以“礼制”助推社会治理
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礼制”在制度与伦理两方面相融合的雏形，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则将其发展成为融入民众生活，从伦理道德角度阐释社会治理观念的特殊机制。这种机制，一方面，顺乎人情，将“礼”的外在约束内化为自觉观念，为人们所接受和遵循；另一方面，确立了儒家伦理道德的权威性，并根据社会统治的需求，不断地向制度规范转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重要影响。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大战略任务，创新社会治理是一种以人为本、关涉民生的社会文化行为，它应该在传承中寻找时代的新意，在发展中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不仅需要“法制”的强制作用，更需要发挥“礼制”的伦理约束力量，努力将存在并展开于人们日常生活世界当中的伦理关系和道德原则，纳入制度设计和社会治理结构模式之中，并最终通过制度框架和体制安排发挥作用，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本土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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