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先秦儒家礼教思想的价值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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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教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中是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这三位代表的思想是最好的继承者和完善者。先秦儒家礼教思想创立之初的理论取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体现在“以礼修身、以礼齐家、以礼治国、以礼平天下”这一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的价值导向与终极追求中，其学术关注与现世关怀共生互融，彼此观照。
（一）以礼修身：内外并重、德礼兼备
“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礼义是人的本质，是人的立身基础。以礼修身是在礼的发展的逻辑顺序中最早产生、最为基本的功能，“家国天下，皆吾一身，故齐、治、平，皆修身之事”［７］１３５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以礼修身的过程可以概括为三个递进的层次：约礼、知礼和践礼。约礼是修身之要，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小至日常生活的洒扫应对之事，大至远大深奥的正心诚意之道，在传统习俗的具体仪式中不断规范和掌握行为仪节，形成礼仪行为惯常化的养成与发展模式。知礼是修身之道，以礼修身还必须理解探求其内在真正的原理与根据，要完成从外在行为的习惯化遵守到内在认知的理性化探求的转变。“礼之中焉能思索，谓之能虑；礼之中焉能勿易，谓之能固。能虑，能固，加好之者焉，斯圣人矣。” （《荀子·礼论》）从而，礼仪素养和德性修养固化为一个人的内在品质。践礼是践履笃行，不断地自我磨砺、自我提升、自我超越，才能达到思想与行为的高度统一，才能最终实现儒家理想人格的培养目标，成为内外并重、德礼兼备的君子。
（二）以礼齐家：长幼有序、家庭和睦
长幼有序的人伦关系、仁爱和睦的家族秩序在礼教中占有重要地位。《左传》记载，舜帝举荐有惠德的人为官，使其“布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后来又被孟子进行了系统概括，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荀子也主张以礼齐家，在《君道》中说：“请问为人父？曰：宽惠而有礼。请问为人子？曰：敬爱而致恭。请问为人兄？曰：慈爱而见友。请问为人弟？曰：敬诎而不苟。请问为人夫？曰：致和而不流，致临而有辨。请问为人妻？曰：夫有礼则柔从听侍，夫无礼则恐惧而自竦也。”综上所论，可以将复杂的家庭生活人际关系抽离概括出两种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孝”与“别”。“孝”是人类血亲关系的反映，是血缘伦常之本，是一切道德的基础，“首孝悌，次见闻”，所有的品行教化都由孝行衍生。“别”是对男女之关系的强调，康有为《论语注》认为：“盖人道相处，道至切近莫如男女也。修身齐家，起化夫妇，终化天下。”荀子也认为：“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荀子·大略》）当基于血亲关系的“孝”与基于男女关系的“别”被家族中的每一名成员所认同并自觉遵守的时候，这个家族必定呈现出长幼有序、仁爱和睦的美好景象。当然，由于历史局限，在男尊女卑、贵贱等级方面确有不当之处，但通过夫妇伦理思想的教化，实现家庭秩序乃至社会秩序的和谐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三）以礼治国：为国以礼、礼法并用
传统儒家视礼为治国的根本，为政的前提，以礼为范则构建有序的社会运行机制。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能以礼让为国乎？ 何有？ 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荀子则将礼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关系国家命运的高度，指出“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荀子·天论》），“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 （《荀子·王霸》）。传统儒家实现“以礼治国”的途径有三：
一是德化政治的思想感召。德治是儒家学者政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子曰：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德治就是要遵循仁德的原则，贯彻爱人的思想，执政以德。孟子承继孔子学说，也主张德治和仁政，故而说： “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天下”（《孟子·离娄上》）。
二是礼乐教化的情绪感染。乐教常与礼教相提并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礼记·乐记》）。帝舜命伯夷作秩宗，“典三礼”；命夔“典乐，教胄子”，以此平治天下，使人性“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尚书·尧典》）。到了周代，周公制礼作乐，礼乐共同构成沟通人的内在自然本性与外在伦理政治的手段。
三是隆礼崇法的行为规范。传统儒家认为，“德治”的美好愿景最终须通过礼法的推行来实现，执政者也须奉礼遵法才能推行政令。孔子虽不言法，但实质上在他所推行的礼的过程中，礼的秩序就是法的秩序，故以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孔子的“德治”是德与法互为基础和保证所体现的政治理想。荀子在主张“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的同时，也强调“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荀子·性恶》），明确礼义和法度是矫正人之恶性的应有之义。
（四）以礼平天下：大同之世、天下归仁
大同之世、天下归仁是儒家社会政治思想的最终归宿和最高理想。《礼记·礼运》明确地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并描绘了理想图景：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儒家看来，这不仅是中国社会的理想，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理想，礼具有普世性，是“天地之经纬”，与“天地并”，正如孙中山所言“天下者，是天下人之天下也”，所以我们要“用固有的道德和平作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８］８５９。
儒家礼教思想中还蕴含着丰富的睦邻友善、协和万邦的外交思想，这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协调国与国关系的过程中得以形成并完善的。孔子主张仁者爱人，认为统治者只有以道德仁义才能赢得天下人心，孟子也提出“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尽心下》），荀子则作了更为详尽有力的阐述：“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荀子·王制》）忠告统治者要以仁德服天下，不要实行以力服天下的霸王外交政策。可见，礼乐文化本身所体现的秩序、和谐等原则，对于理顺社会关系与人间秩序起着重要作用。在任何时代，对于任何民族，礼让宽容的精神、礼节有度的风范、自尊自律的心态以及恰如其分的礼仪容貌，都是应该保持并发扬光大的，它们在人类社会文明化进程中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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